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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先生说：清代官帽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直接识别官员等级的冠帽。尤其是镶嵌在官帽顶端最显眼的宝石——一品红、二品珊瑚、三品蓝、四品青金……牵动着整个官僚系统的神经。可以说，一颗顶珠，就是一个品级的身份证。但这条以石辨官的路，清代并非起点，早在辽金时，便已经埋下了伏笔......
前两天，我们珠宝匠商城上新了一件喷泉天使珍珠吊坠，一对造型精致的小天使，张开羽翼，趴在喷泉上，顶端放置一颗极强光的珍珠，玲珑别致，温柔中透着几分贵气。
老客户看了以后秒回：“这不是个帽顶么？”
——我盯着屏幕愣了三秒。
你别说，把天使换成莲座，这造型和明清时期的帽顶，还真是异曲同工。
就这样，一个现代首饰的小设计，无意之间撞上了数百年前的权力符号，开启了一扇历史之门。
帽顶，又称“顶子”、“顶儿”、“顶戴”，是元、明、清时期，曾高踞于王公贵族与文武百官冠帽顶端的一种饰物。
它发端于辽金贵族冠顶的一朵莲座，在元明两代的政治博弈中流变，最终在清代化作一套以石辨官、一瞥知尊卑的精密品级制度。
它看似不起眼，却在中国历史上走过了一条漫长而精彩的蜕变之路，演绎了半部中国服饰制度的流转史~
辽代：从“尊首奉冠”到“神圣莲座”
帽顶制度的根源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方民族“尊首奉冠”这一族俗传统。
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中，头颅是智慧之源，头顶是人体最高处，与天穹最为接近，是天人沟通的神圣通道，禁忌他人触碰。
因此，冠帽本身便被赋予了非凡的寓意，而冠顶之饰，更是尊贵至极的圣物，被视为与天相接的圣洁之处。
尤其是契丹族人，对冠饰的尊崇达到了极致。按照辽国的制度规定，庶人虽有财富或衙役无官职者，不能戴冠帻，可见，冠饰是贵族臣僚的身份徽章，平民百姓根本无缘染指。
辽代金冠的造型多样，有卷云冠、高翅冠、莲叶冠、菩萨冠等等，而这类华美冠饰并不属于日常首服，贵族臣僚仅在朝会、宴饮、祭祀等庄重场合才会佩戴。
而金冠上的顶饰，更被视为整顶冠饰的灵魂所在。根据目前考古文献记载，辽代金冠顶饰主要有三种样式：凤鸟、火珠与神像。
以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高翅鎏金银冠，呈“菩萨冠”样式，冠顶之上，饰有道教“元始天尊”银造像，庄严而神秘；
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高翅鎏金铜冠，顶饰则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凤鸟，昂首振羽，气势非凡；
而扎鲁特旗辽墓所出的高翅鎏金银冠，冠顶正中镶嵌一枚火珠，光芒四射，颇有祆教遗风。
虽然，由于族俗倾向不同，导致金冠顶饰各异，但也有共通之处，即皆以重瓣莲花为托，而这与佛教的兴盛有很大的关系。
在契丹建立政权之前，并非信奉佛教，而是信奉萨满教。
立国后，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，自辽太祖开始，辽王朝便世代信奉佛教，上到皇室贵族，下到黎民百姓，皆崇佛礼佛，造像建庙。
而莲花作为佛教的圣洁象征，自然而然地便渗透到冠饰设计之中。以莲花承托顶饰，既是以佛义加持权力，也是借宗教符号赋予统治以神圣性与合法性。
自此，莲座与帽顶的搭配，便在辽代贵族冠饰中扎下了根，也为后世帽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形制范式。
金代：“宝装莲华”的固定模式出现
北宋末年，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祖强盛起来。
由于长期受到契丹人的压迫，1115年，一个叫做阿骨打的女真人发动了反对契丹的战争，并正式称帝，建国号大金。
金朝取代辽朝后，在服饰制度上既承袭辽制，又有所革新。天眷年间，金熙宗开始推行“天眷新制”，大量引入汉式冠服。
但女真人并未完全抛弃帽顶的传统。据《金史.舆服志》所记载，金代女真有“贵显者”于巾顶贯饰大珠，称为“顶珠”，但仅限于常服。
可见，这一时期的饰顶之俗，已经从礼仪性的“冠”转移到日常性的“巾”与“行服”之上，辽代时期流行的凤鸟、火珠与神像三种样式的顶饰，也已消失不见，被珠宝玉石所替代。
虽然，帽顶的形制发生了变化，但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推崇，莲花宝座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。金人将顶珠与莲座配置结合，形成了“宝装莲华”的固定模式。
这种以莲座承接顶珠的结构，后来被元明两代直接继承，甚至清代朝冠的底座形制，也源出于此。
元代：帽顶的材质辨身份尊卑
元代，蒙古族入主中原后，男女皆有戴帽的习俗。
元末叶子奇在《草木子》中记载“(元代)官民皆戴帽，其檐或圆，或前圆后方”。这里提到的“帽”，指的是一种叫做钹笠帽的帽子，其形制为前加檐，顶端饰有金玉。
钹笠帽虽通行于社会各个阶层，但帽顶的材质却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。《元史·舆服志》明确记载：“庶人帽笠不许饰用金玉”。
对百姓而言，帽顶是遥不可及的禁区。相反，王公贵族的帽顶则极尽奢华，材质成为了辨别身份尊卑的标志。
元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，商贸往来，人口迁徙，大量西域地区的各色名贵宝石和匠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中原。
据统计，当时用于装饰帝王贵族笠帽帽顶的宝石多达数十种，这些宝石的名称多由阿拉伯语或波斯语音译而来，如甸子（绿松石）、猫睛（金绿宝石）、青亚姑（深蓝宝石）、黄亚姑（黄玉石）等，品类之盛，远超前代。
除了帽顶宝石的品类丰富，帽顶在形制上继承了辽金以来“以莲为饰”的传统，确立了经典的“莲座宝顶”范式，其金质底座多为束腰仰覆莲式，上方仰莲托举宝石，下方覆莲作为基座。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元代帝王系列御容像，自元成宗铁穆尔起，每位帝王皆戴钹笠帽，帽顶上的那颗红蓝宝端踞于莲座金顶之上，成为了皇权最醒目的注脚。
自此，帽顶完成了从“族俗”到“国制”的质变，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的专属特权，为后世明清两代帽顶制度的完备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明代：褪去皇权后的“燕居奢华”
明代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。
朱元璋称帝后，诏令“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，诏复衣冠如唐制”，开始禁胡服、胡语、胡姓，废元服制，主张恢复汉唐衣冠。
但元代的帽顶遗风，并未因朱元璋的一纸诏令而彻底消失，反而在王公贵族的燕居便服中，被悄然保留了下来。
据《明史·舆服》记载，洪武六年（1373）令凡是“未入流品者，并同庶民，帽不得用顶”，是年又定文武官常服，职官一、二品“帽顶、帽珠用珠玉”；三品至五品“帽顶用金，帽珠除玉外，随所用”；六品至九品“帽顶用银，帽珠用玛瑙、水晶、香木” 。
大概意思是说，未入流的官员，与普通百姓一样，帽上不得用顶；一二品用珠玉；三到五品用金，帽珠除玉以外，其余材质均可使用；六到九品用银，帽珠则用玛瑙、水晶或香木。
虽然，帽顶在明朝时仅用于便冠，但明廷却将其记载在官方典章之中，以规诫官员的日常行为，足以见其对于帽顶的重视。
例如，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梁庄王朱瞻垍的墓中，就曾出土6顶国宝级帽顶。身为藩王贵胄的他，其帽顶用珠玉，且均为黄金基座镶嵌，属于最高等级。
尤其是下面这顶金镶无色蓝宝石帽顶，是所有出土的帽顶中最特殊的一个。
这顶帽顶高7.5、底径4.8cm，是由金镶宝石底座和蓝宝石顶饰所组成，莲花底座上嵌有红蓝宝，宝石均未切割，仅进行了打磨处理。
而顶端的无色蓝宝石，近200克拉，是我国目前考古中发现的最大的一颗蓝宝石。
与上面这顶金镶无色蓝宝石帽顶形制上相似的，还有金镶淡黄色蓝宝石帽顶和金镶蓝宝石帽顶。
这两顶帽顶都是由金质底座和大块宝石的顶饰镶嵌而成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，一个顶部为淡黄色蓝宝石，一个为蓝宝石。
金灿灿的黄金底座，搭配各种色彩的稀有宝石，简直壕的不能再壕。
这件金累丝镶宝石帽顶，虽然顶端并未镶嵌宝石，但造型和工艺却精致、出彩。
莲花形底座，并采用明代成熟的累丝工艺镂雕成五层，上面共镶嵌了18颗大小不一的宝石，工艺繁复，珠光宝气。
到了明代中后期，便冠帽顶的形制逐渐由“元式”向“明式”过渡。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变化，便是塔式三阶结构帽顶的出现。
所谓“塔式三阶”，是指帽顶整体呈上小下大的塔状，由顶托、座中、底座三个层级构成。这种结构层次分明，整体观感如同微缩的佛塔，与早期较为简洁的莲座帽顶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蕲春姚湾晚明荆藩宗室墓中便出土一件铜鎏金塔式三阶帽顶，底座为镂花重瓣覆莲座，莲瓣下方向内敛收；座中球状表面錾刻缠枝纹，上下相接处以小型仰覆莲座束腰；顶托呈仰莲蒂状，顶石丢失。
除了塔式三阶结构，明晚期出土的部分帽顶上，还出现了插戴花翎的“翎管”雏形，这也意味着另一种重要的等级荣誉符号——“花翎”，开始萌芽。
清代：一眼辨尊卑的“顶戴大成”
清代，可以说是帽顶制度的集大成者。
清代的冠服体系，始于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颁布的《服色肩舆条例》，这是清朝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各级官员的冠服规范。
到了乾隆年间，《大清会典》完善了这一制度，以季节为标准分为暖帽、凉帽，以场合为标准分为吉服冠、朝冠，共有冬朝冠、冬吉服冠、夏朝冠、夏吉服冠，四种冠式各循其制，构成了清代官帽的完整序列。
但无论是暖帽，还是凉帽，最能体现官员等级的，始终是官帽上的“顶戴花翎”。
其中，官帽上的顶戴，指的便是帽顶，分为吉服冠顶与朝冠顶两种形制。
吉服冠，常用于日常公务及筵宴等次重要场合，顶圆而矮，形如纽扣；
朝服冠，常用于朝会祭祀等重大典礼，顶高而尖，呈塔式三阶结构，以一根贯穿莲座与珠石的“通天柱”串联起顶托、座中与底座三层部件，形制更为庄重、繁复。
从工艺上看，这种塔式三阶结构，已由元代的拴丝工艺变成了中心以螺杆贯通的螺栓工艺，而这也折射出制度诉求的升级：
元明时期帽顶的装饰性大于政治性，无需随时更换；而清代帽顶制度，贯穿从礼冠到便冠的全过程，官员品级变需频繁替换顶珠，螺栓工艺应运而生，使帽顶的拆换更为便捷高效。
清初顺治、康熙年间，官员只在朝服冠上饰冠顶，顶戴搭配混乱，并未统一；雍正年间逐渐制度化；直到乾隆年间，才彻底定型。
（小广播：本周珠宝匠图书馆新录入古籍《皇朝礼器图式》，记载了乾隆时期1300余件礼器的形制、尺寸、材质与品级对应关系，代表乾隆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，被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价为“昭代典章，事事得诸目验”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。）
根据乾隆 《钦定大清会典》记载，以吉服冠为例：
帝王以东珠为饰；
台北故宫 清 康熙 金镶珍珠朝冠冠顶 图源：动脉影
亲王及一品衔红宝石；
＞清 •大 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像 红宝石顶珠
二品缀红珊瑚；
三品顶蓝宝石；
四品嵌青金石；
五品用水晶；
六品饰砗磲；
七品素金；
八品阴文镂花金顶，九品阳文镂花金顶。
比如，这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薰貂皮皇帝冬吉服冠，冠顶便以金錾花点翠为金座，顶珠为一颗圆润硕大的东珠——东珠产自满洲\"龙兴之地\"的松花江、黑龙江流域，被清廷视为族属正统的象征，其地位凌驾于所有宝石之上，唯有帝后与宗室贵族方得佩戴。
这种以珍贵宝石和金银材质区分官阶高下的做法，一眼便可知尊卑，可以说是清朝的独创，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。
雍正八年时，由于天然宝石十分稀缺，人造玻璃被正式纳入冠服制度范畴，由宫廷内务府负责制造，用作天然宝石的替代与补充。
当然，除了本文提到的帽顶，花翎也是清代官帽上用于分辨身份等级的符号。
花翎上目晕数量代表着不同的等级，三眼花翎最崇、双眼次之、单眼最次，单眼花翎外还有一种等级更低的蓝翎，这些均由皇帝赏赐而得。
到了晚清，国力日衰，\"捐官\"成风，顶戴花翎明码标价，这套曾经森严的等级符号逐渐沦为虚设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......
参考资料：1、从元明清官帽顶石流变看中外文化交融 李华文2、顶戴表官职 金石喻良言——浅谈清代官帽顶珠 杨立3、清代官帽研究 王俊懿4、清代明蓝石顶冬朝冠形制考 何远骏，刘瑞璞5、明 梁庄王墓帽顶之研究———兼论元明时代大帽和帽顶 陆 锡 兴6、清冠顶制的流变 何远骏 刘瑞璞7、皇朝礼器图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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